图②：张伯礼院士指导医生用中医药。杨丰文摄（人民视觉）

  图④：乔杰院士指导医生开医嘱。潘松刚摄（人民视觉）

  图⑤：仝小林院士（右）为患者诊断。李修洋摄（人民视觉）

  她是李兰娟，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2013年防控H7N9禽流感，再到此次阻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始终冲在第一线。当年逾古稀的她摘下口罩，脸上压痕清晰可见的照片令人动容。

  他是张伯礼，推动中医药进方舱医院，探索中西医联合诊治。在武汉做完胆囊摘除手术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他是黄璐琦，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率领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金银潭医院并接管一个重症病区，在武汉抗疫一线坚守至今。

  她是乔杰，2月1日到达武汉后，带领团队与兄弟医院、当地医院团结协作，仅用30多个小时便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组建起危重症病房，并开始收治患者。

  他是仝小林，除夕当天便率队紧急奔赴武汉防疫一线，深入走访定点医院、重症病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隔离点，一直在优化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的中医治疗方案。

  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们挺身而出，不顾安危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同病魔较量，在抗疫主战场发挥领军作用。

  他们是院士，也是战士。正如习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所指出的，在湖北和武汉人民遭受疫情打击的关键关头，广大医务工作者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展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让我们走近几位奋战在湖北保卫战一线的院士，听他们讲述抗疫故事，感受那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月1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抵达武汉作实地调研。

  2月2日凌晨，73岁的李兰娟在疫情发生后第二次来到武汉，带来了“李氏人工肝系统”“四抗二平衡”等救治模式，从防治重症病人转为危重症、预防继发细菌感染、减少肺纤维化发生等几方面入手，对患者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她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一待就是一个月，那张让众多网友泪目的脸部勒痕特写照片，就来自于她从ICU病房出来脱下防护服的瞬间。

  “亲眼看到患者情况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和患者聊聊天更有助于他们恢复心情。患者的一切，医生都要重视。”同40多年前进入浙江医科大学求学时的初心一样，李兰娟坚持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与17年前抗击非典一样，李兰娟冲在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第一线。

  在武汉，李兰娟每天8点半准时抵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医疗队指挥中心，开始查房。“习惯了白天查病房、做会诊，晚上看材料、改论文。”李兰娟说自己早上固定6点半起床，总想着晚上入睡不超过12点，可经常忙忘了时间。

  同时，李兰娟还要对全国其他省份病人进行会诊。“我承担着对原来病人的远程门诊，这部分工作主要通过手机在线完成。另外也承担了比较多的培训任务，比如给一线医护人员讲讲‘四抗二平衡’的救治策略。”

  “现在，出院病人慢慢的变多，患者收治问题逐渐解决，这场抗疫已经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李兰娟说，救治的一些患者出院时都主动过来感谢她，在ICU里有病人拉着她的手感谢人工肝技术，这就是对她最大的奖励。

  “1986年，我申请到人生第一笔青年科研基金3000元，与几位同行一头扎进人工肝有关技术研究，到1996年已经依靠这项技术成功治愈45位患者。”回忆起这段往事，李兰娟说，在充分掌握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做医生就要探索未知”，她们团队一直在坚持研究和推广应用人工肝技术。她介绍，人工肝技术的应用主要针对患者的细胞因子炎症风暴，在这次抗疫中效果明显，仅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中人工肝治疗组治疗好转率为77.78%。(记者 张意轩 吴 姗 韩 鑫)

  1月中下旬，武汉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大医院人满为患，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交叉感染风险大。

  1月27日，7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来到武汉。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他及时提出建议，对“四类人员”进行分层、分类管理，集中隔离；对确诊的患者按照轻症、重症分开治疗；卫生资源紧张，可以适当改造酒店、学校，加以利用。

  张伯礼介绍说：“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建议对‘四类人员’全部使用中药治疗。无论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肺炎，中药都有一定的疗效。他们吃上了中药，稳住了情绪，很多人服药一两天后退了烧，也就不恐慌了。”

  随着确诊患者慢慢的变多，武汉开始建设方舱医院收治患者。张伯礼和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刘清泉写了请战书，提出中医药进入方舱医院，也可以由中医来承办方舱医院。

  中央指导组同意后，组建了第一支中医医疗队，筹建了江夏方舱医院，里面主要是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方法。“在武汉，我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看到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人获益，我很欣慰。”

  指导临床、进入隔离病区察看患者、亲自拟方、巡查医院、组织协调救治、参加研讨会议……这是张伯礼在武汉每日工作的常态。“每天都是高负荷运转，连轴转，筹建方舱医院，有时赶不上吃饭，就泡碗方便面。”张伯礼说。

  2月15日凌晨，张伯礼突然感到腹痛难忍。那一段时间，武汉气温骤降，还下起了雪。中医方舱医院开舱不久，内部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医护人员的培训磨合、病区设置、水电厕等设施的完善等。“应该是在方舱医院着了凉。当疼痛集中在胆囊区时，我说坏了，可能是胆囊炎发作了。”张伯礼回忆。

  张伯礼放不下工作，想保守治疗，但主治医生态度坚决：“不能再拖了，一定要马上进行胆囊摘除手术！”医生为张伯礼手术时发现，他的胆囊已经化脓，胆管结石嵌顿坏疽。

  术后，躺在病床上的张伯礼最惦记的依然是医院里的患者。“抗击疫情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就这样躺着。”

  张伯礼还在住院的时候就在考虑怎么发挥中医在救治危重症患者上的作用。在张伯礼等专家的建议下，中央指导组组建了中西医联合会诊组，对重症患者实行一对一会诊，建立一对一诊疗方案。

  “利用住院时间，我们还组织了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医医院共同建立专门针对湖北感染新冠肺炎的医务人员康复管理平台，这将是今后一两年的重点任务。”张伯礼说。(记者 申少铁)

  “我们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救治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西医结合可以缩短病程，使病人脱氧时间提前2天。”3月1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用数据介绍中医药的救治成效。

  1月25日，黄璐琦率领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金银潭医院并接管一个重症病区，一直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余例轻症和普通型患者的诊疗工作。”

  “科学数据是我们一直在优化治疗方案的支撑、明确临床疗效的基础，也是我们对中医药充满信心的来源，更是我们给全国人民交出的一份答卷。”黄璐琦说。

  “抵达武汉之初，我们就同步成立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科研攻关组。”黄璐琦说，为了更好地获得第一手病例相关信息，他还带领小组成员，紧急设计开发了患者舌诊图像采集APP和社区诊疗数据采集系统。每天前方医疗队会将临床数据传给科研攻关组，待分析数据后，定时反馈给前方，同时依据临床数据，优化治疗方案。“目前，我们团队已收集整理超过730G的临床数据。”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中医药是全面、全程参与。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重症患者救治中的协同作用、在轻症与普通型及疑似病人治疗中的主导作用、在患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和在市民预防中的独特作用等方面，中医药作用明显。”黄璐琦说。

  “对轻症及疑似患者进行早期中药干预，能够大大减少轻症患者转为重症的几率。”黄璐琦认为，对轻症患者的早治早防，尤其是在新冠肺炎感染早期，中医药治疗方法对集中隔离、症状上已有明显体现的患者，能够缩短病程，减少重症发生率，实现关口前移。

  同时，他和团队根据新冠肺炎临床特点及发生发展规律，结合临床救治经验，不断对治疗方案来优化，获得新方药——化湿败毒方。3月3日发布的《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该方被列入重症患者推荐用药处方，在临床治疗将军街卫生院普通型患者210例、东西湖方舱医院轻症患者894例（中药组452例）中，也取得了满意疗效。

  “老百姓对中医药有迫切的需求，重症患者有80%愿意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轻症患者有90%愿意用中药进行干预，隔离的患者也希望中医药早期介入。”黄璐琦解释，“我们中国人信任中医药的根子还是在的，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

  “只有基于科学数据才能确定高级别循证证据，才能评价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黄璐琦深知科学数据对体现中医药疗效并获得医学界认可的重要性。

  当前疫情在多国蔓延。黄璐琦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疫情防控中的中医药国际合作。“让中医药瑰宝惠及世界，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记者 鲜 敢)

  2月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率领该院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驰援武汉。乔杰团队的主要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组建危重症病房，抓住救治的关键，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到达武汉后，乔杰团队与兄弟医院、当地医院团结协作，仅用30多个小时便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组建起危重症病房，并开始收治患者。

  乔杰刚到中法新城院区的时候，面对的多是普通病房，无法达到收治大量危重症患者的要求。“我们将整栋楼做改造，将普通病房改成能开展危重症救治的隔离病房，严格区分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细节决定成败，一定要保证医护人员不感染。”乔杰介绍，负压病房临时改造困难，就因地制宜，用强力风扇解决。虽然从北京带来了一些抢救必需的仪器设施，但还不够，多方协调，终于配齐了设备。病房的氧气流量不够，于是又安排人去配备氧气瓶……

  “那些天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睡醒睁开眼睛就开始忙，吃饭都顾不上。我们还建立了相互提醒睡觉的制度，防止有人睡眠不足过度疲劳。”乔杰说，在配备硬件的同时，人员培训也得进行。她是北京大学支援湖北抗疫国家医疗队领导组组长，一共管理着400多名队员。这些队员中有许多人也是第一次面对重大疫情，传染病防治经验需及时培训。

  重症病房建好后，为提高救治效果，乔杰深入一线组织专家查房，并牵头组建了远程诊疗平台。平台的另一端是由北医三院、北大人民医院、北大第一医院相关重点科室组成的专家团队，对危重症患者进行远程诊疗，找到最佳治疗方案。

  乔杰是“80后”“90后”队员心中的“乔妈妈”。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头发过长影响防护效果，她利用休息时间为来不及理发的队员们修剪头发，开起了“妈妈理发店”；进病房前，她一笔一画在防护服上为每位队员写下名字，饱含着叮嘱和牵挂；前些日子武汉下了雪，她想办法为大家找来羽绒服、电暖器……

  危重症病房开始有序工作之后，作为国家产科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乔杰迅速把一部分精力放到了调查孕产妇目前的感染和救治情况。通过深入调研了解产妇病情，在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论文，就妊娠期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及是不是真的存在母婴垂直传播问题与国际医学界分享经验。

  除了医疗队的事务，乔杰还作为专家参与了《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第七版的制定。“随着对新冠肺炎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如何有效救治孕产妇和儿童，形成了一些经验，可以纳入诊疗规范。”乔杰说。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的人，乔杰总在想更长远的事。“现在，我们这里重症病房里的一大半患者都出院了，救治压力显而易见地下降。”乔杰表示，她已将一部分精力转到病毒对人体长远影响的研究上。(记者 申少铁)

  1月23日，正准备去海南休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仝小林，接到国家卫健委通知，自己已被任命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共同组长。次日，仝小林就登上了开往武汉的高铁，除夕夜里到达武汉。

  1月25日，仝小林与其他中医专家组成员赶到武汉金银潭医院，共同调研新冠肺炎的相关情况及患者症状。这次查看的患者都属于住院患者，发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仝小林深入病区察看病症，从患者的主诉、发病初期症状、发病时长等方面入手，然后诊断舌象脉象，对疾病有了初步的判定。“一些重症的病人，舌质非常的胖大，齿痕明显，舌苔非常的白厚腐腻，寒湿之相很严重。”之后，仝小林又去往发热门诊继续了解病人情况。

  “中医是察色按脉、首辨阴阳，考虑到武汉特种寒湿的环境、病人的病症，我们提出此病整体偏于寒湿，是一个伤阳的主线。”仝小林解释道，寒湿裹挟着戾气侵入到人体，特别侵入人体的肺和脾，所以很多患者有肺部的症状，包括一些发热、咳嗽甚至咳痰、全身酸痛等。患者也有很多脾胃的症状，包括寒湿困脾的这种乏力特别明显，食欲特别不好。有的患者一星期都不想吃东西，还会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疾病的病位应该主要是在肺和脾。

  调研的同时，仝小林还牵头制定《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一版）》中的中医方案。不久，第一版诊疗方案推出，其中的中医方案是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在充分吸收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专家组治疗经验后形成的，对于后续方案的修订起到了奠基作用。

  到第三版时，吸纳了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经验。“同一种病毒到了不同的环境下可能有所变异，特别是当地的气候、物候都不同。所以我们把24个省级单位的治疗方案都汇总，然后参考周仲瑛、熊继柏等几位国医大师的方案，最后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直接领导下，由我牵头，医疗救治专家组一同研究，还有中央指导组专家的共同参与，制定了第三版诊疗方案。”仝小林说。

  随着全国治疗情况的发展，仝小林和其他专家组成员也在一直更新、完善方案。“在多个省份取得良好疗效的‘清肺排毒汤’中医药方剂也被我们采纳。该方剂对整个的疫情控制，特别是防止轻症转重症，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仝小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