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勇刚一愣，抬起头说：“那个地方很危险，进去的人非常容易被病毒感染。”他透过眼镜片盯着我，眼神犀利，但语气很平和。

  他手上拿着刚刚收到的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报告。作为云南援鄂医疗队及对口支援咸宁抗疫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医疗专家组组长，许勇刚带着一支1156人的医疗队，人员分布在武汉、咸宁两地，支援武汉江汉方舱医院、汉阳体校方舱医院、武汉优抚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武钢二医院、黄陂区疾控中心和咸宁市的疫情防控。他的前方指挥部设在咸宁，紧盯武汉，并随时准备带领他的重症医疗组赶往武汉。他是一位援助过汶川地震的医疗专家，有着丰富的医疗救援经验。

  而我已打定主意。我要写这支援鄂医疗队的咸宁抗疫，就必须到他们最危险的工作区去。最终他对我轻轻点了点头。“你去找邓院长和杜院长商量。一定要做好防护。”

  “感谢您的支持！”我说。看到一千多位队员在最危险的地方与死神博弈，我又有何惧。“现在湖北疫情怎么样？”眼见他眉头有些舒展，我问道。

  他所说的邓院长叫邓毅书，是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云南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副领队，现在是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委员、医疗组副组长，云南援鄂医疗队重症专家组副组长。她是一位年近花甲、经验比较丰富的女将。杜院长叫杜光，是武汉同济咸宁医院（咸宁中心医院）院长，医疗专家组常务副组长。

  一旁墙上的蓝色大屏幕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云南援鄂医疗队前方指挥部”，屏幕左边的中国党旗和右边云南省委书记陈豪亲自授予医疗队的“云南援鄂医疗队”队旗醒目，大屏幕顶部挂着“召之能战，战之必胜”大红横幅标语。

  大厅里，指挥部成员随时与一线工作人员保持联系，随时掌握着武汉、咸宁两地医疗动态。

  我赶到同济咸宁医院（咸宁市中心医院）。这所医院已经把新建的三号楼腾空，按三区二通道的要求改成了重症、危重症病区。我在专家组会议室门外等邓毅书和杜光。他们刚刚与云南的疫情防控指挥部总部专家组对几个危重症病人进行远程会诊。坐镇昆明的医疗专家组组长、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韦嘉，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救科医学部主任钱传云，向他们提出了治疗意见。参与会诊的是重症救治专家组成员。这个组由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曾仲担任组长，邓毅书任副组长，成员由张玮、杜光、李波、陈国兵、袁兵、刘萍、方利洲、罗壮、刘怀鄂、王刚、孙琳、徐旭燕、朱俊、余开湖、王维武、陈勇等云南和咸宁两地医疗专家联合组成。

  我连忙挡住了邓毅书和杜光，告诉他们许勇刚已经同意了我进入重症隔离区的要求。

  邓毅书戴着防护帽和口罩，我只看得见那双灵动的眼睛，她的目光在我的脸上稍做停顿，声音隔着口罩透出来：“好吧！你就到医护人员通道去，隔着玻璃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重症病房里医生和护士的工作状况，也能够正常的看到重症病人。”

  杜光很快用手机联系上了刚刚走进重症、危重症病区的同济咸宁医院（咸宁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朱俊，简单把我向她做了介绍，叫她到门口来接我，并叮嘱她对我做好防护。

  不一会，朱俊下楼到门口来了，我随她乘电梯上了二楼，进了医护人员防护区，我脱下外衣，她教我从头到脚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

  我跟她们进了重症病区，朱俊拿起桌上的黑色水笔，在每个人左胸前写下了她们的名字，在右胸前写上“加油！”

  医护人员通道出奇地静，只看得见一个个白色身影在匆匆走动。虽然我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但是走进这死神步步紧逼的地方，仍然头皮发麻。

  在朱俊的引领下，我到了门上贴着“进出请关门，保护好自己”重症病区通道门口，她轻轻推开门，我跟着她进了门。

  隔着玻璃墙，我清楚地看见病房里几个医生和护士围在一张病床前，在对一个患者进行抢救。病床前的监视仪上的红灯在不停地闪，不停发出“嘟嘟”的报警声。不一会，监视仪上的红灯变成了绿色，“嘟嘟”的报警声停了。几个医生护士不约而同地看着监护仪，举起拳头相互碰了碰，以示抢救成功。

  这时，我看见一个护士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口，伸出右手扶着墙，整个人在发抖。她慢慢走进缓冲间。我知道她闷气，累了，没想到突然听见有人在吼：“快，有人晕倒了，快来抬出去。”那是来自云南医疗队的护士长邓小丽的声音。

  几个女医生、护士连忙围了上去，帮她取下面罩，发现她因为面罩里憋气，导致她头晕、恶心，已经吐了，把吃进胃里的早餐吐在了面罩里。她的后脑勺在出血，大家连忙帮她脱掉防护服。不一会，她醒了，有气无力地说：“麻烦大家了！我身体很好的，还想再坚持一会。”

  她那张大汗淋漓、布满压痕的面孔稚嫩而清丽，这个年轻的护士浑身已经被汗水透湿。

  这时，一个医生跑了进来，对谷桂美说：“许指挥长叫我们马上把你送到外科住院部去做检查，他马上赶过来。”

  “这是命令！”那个医生对她吼了一句，叫两个护士赶快帮谷桂美擦去脸上的呕吐物和汗水，换上干净衣服，把她扶了出去，说怕伤口感染病毒。

  外科住院部在二号楼，咸宁中心医院外科医生给谷桂美仔细做了检查，头部拍了CT，给她的伤口重新上药、包扎，安排她住院观察。

  宽阔的外科住院部大楼走廊空空荡荡，只听得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回荡。许勇刚赶了过来。他一脸沉重，飞快迈进病房，来到谷桂美病床边，问邓小丽：“怎么样？”

  “没事的，指挥长，是我不小心，对不起。我身体很好，休息一下就去上班。”谷桂美欠起身来，一脸歉意。

  许勇刚嘴唇动了动，喉咙发硬，“辛苦了！”三个字没有说出口。他轻轻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几乎是吼着对她说：“我命令你从现在起住院治疗，伤口一天不痊愈，一天不许进病房！”他是在命令谷桂美，也是在说给在场的别的队员听。

  他转身对邓小丽吼着说：“要严格规定每个护士工作4个小时，以后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拿你是问。我带出来的这一千多号人，必须一个不少带回去！”

  闻讯赶来的咸宁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郑波和院长杜光先后来到病房，看见谷桂美意识清醒，伤处无大碍，一齐松了口气，都安慰她好好休息，把伤养好再去上班，叮嘱本院外科医护人员照顾好她，早日把她的伤治好。说罢，他们又向新冠肺炎重症病房奔去。

  邓小丽也走出了病房，她已经泪流满面。看见我站在门外，她对我笑了笑，连忙抹了一把眼泪。她知道我要问什么，边走边告诉我，现在防护物资很紧张，每个进重症、危重症病房的护士穿一身防护服进去，按规定只能工作4个小时。但是，护士们为了节约防护物资，都在坚持，想把上班时间延长一点，有人工作5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

  “每次都是我催她们，她们才出来。我们医生、护士也是肉体凡胎，这种病的传染性很强。面对死神，我们也恐惧。感控医生在我们进病房前都把我们戴的护目镜压得很紧，面罩里空气不流畅，我们呼吸困难、头晕、恶心，过不了多久就浑身大汗，整个护目镜被汗水、雾气遮住了看不见，我们工作的时候只能凭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凭手感操作。我们的医生、护士进重症病房前不能喝水，都穿着纸尿裤，不能出来上厕所。两个护士对应一个病人，病人每两个小时要翻一次身，不能让他们生褥疮。刚才抢救的病人，病情很重，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我们负责气管插管的李波主任同袁兵、袁颖医生一起，用尽了办法抢救，看见他的病情没有起色，李主任的脸色非常凝重，一句话不说。后来，他们决定对病人做气管插管抢救，插管成功了，看到病人有了好转，他才开口说话。这病非常奇怪，有时候看到病人的情况还好，但在很短的时间内病情会突然加重，急转直下，连抢救的时间都不给我们。面对死者，我们的心很失落。”她向我倾吐了这样一段心里话。

  她说的李波、袁兵、袁颖，都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都是重症救治专家。他们在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咸宁市中心医院云南医疗队队长张玮的带领下工作，组成气管插管小分队。这支气管插管分队也被称为“敢死队”，因为他们与患者几乎是脸对脸工作。从重症、危重症病人口中喷出的唾沫、气溶胶，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感染风险。

  邓小丽长长叹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又接着对我说，“我是员，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也是这次云南对口支援咸宁医疗队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长。我们2月10日接到援鄂命令，我带头报了名，我们全部护士都报了名。11日凌晨5点结束培训，6点赶到昆明长水机场集结，我给我爱人打了一个电话，叫他告诉我父母亲一声，请他们不要为我担心。飞机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偌大的机场空空荡荡，只有我们医疗队的人在跑。对工作环境不确定，面对压抑的气氛，大家多多少少有些恐惧，说不怕是假话。但穿上白大褂，我们就是战士，只能往前冲。我们医疗队接管了咸宁市中心医院重症、危重症病区。从云南几家医院来的都是ICU重症护士，都集中在一起，我要梳理、排班，制订工作流程。几天时间，各地的重症、危重症病人不断转入，大到危重症病人护理，小到垃圾清理，都要护理相互配合。我们的护士来上班，提前一个小时到岗，交接班后都自觉地工作6个小时左右。她们走出病房，脱下防护服，浑身湿透了，脸上一道道深深的压痕。我一看见她们这个模样，眼泪就不由自主哗哗地往下流。”

  她告诉我，病人进来的时候，医护人员就安慰他们，告诉他们全国的医疗队都到湖北来了，鼓励他们增强信心，配合医生治疗。他们教病人服药，给他们用气雾剂，请心理医生进行心理干预。慢慢地，病人都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说到这里，她对我一笑。

  有个病人进来的时候病情十分严重，消化道出血，大小便失禁，血渍满床都是。护士4个小时换了4次床单，给他擦大小便、输血，鼓励他要有信心活下去。还有一个危重病人气管切管插管，护士站在旁边，他的意识是清楚的，但不能说话。他呼吸平稳以后，写了一张字条，要求把他转到云南去治疗，怕医生丢下他走了。“人到了生死关头，求生的欲望太强烈了。活着的人，珍惜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她说。

  夜幕渐渐落下来。咸宁市区灯火通明，少了往日的喧嚣。路上不见行人和车辆，空空荡荡，一片沉寂。

  快转钟了，张玮从医院回到住处瑶池酒店，洗完澡准备休息，突然接到危重症病房值班医生安娜的电话，说有一个病人病情突然恶化，要赶快插管。他又连忙穿上衣裤边往楼下跑，边打电话叫李波、袁兵快起床。

  大门外停着几部随时待命接送医护人员的车。江山师傅已经接到咸宁指挥部云南医疗队生活保障组副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熊峰的出车指令，飞跑出大门。打开车门，发动汽车，等几个跑下楼的医生一上车，他便一脚油门，小车仿佛脱缰烈马，向医院飞奔。当他开始接受任务为这些在重症、危重症病区进出的医护人员开车时，他也害怕过，怕他们身上从病房里带出病毒，自己有被感染的风险。但是，通过与这些从死神手上抢人的白衣天使接触，他一次次被他们的无所畏惧感动。他不怕了，紧紧握着方向盘，一次次飞快地把医护人员送到目的地，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多争取时间。

  上了车的张玮、李波、袁兵立即开始商量救治方案，这个病人的病情他们都很清楚。“病人刚转过来，还年轻，没有基础疾病，无论怎么样，我们要保住他的命。”张玮很坚定地对身边的两位战友说。

  他们下了车，飞快进入危重症病区，迅速换上防护服，快步走向病房。张玮叫住了刚从病房出来的ICU护士赵健华和刘桂苹，叫她俩快过来。赵健华和刘桂苹飞跑过来，跟着几个插管专家进了病房。赵健华是重症病房护士组长，刚刚被批准火线入党的预备党员。刘桂苹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病房里，这个病人已经生命垂危，呼吸心跳骤停。两个值班医生安娜、徐旭燕正在紧张地对病人进行抢救。

  李波、袁兵一齐围了上去，开始对病人实施气管插管，他们与死神博弈的时间分秒必争。若无法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操作，一条生命就会从他们的手上滑落到死神手上。

  很快，患者气管插管成功，连接上有创机械通气，病人剧烈起伏的胸部迅速平静了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轻轻碰了碰拳头，以示庆祝。

  因为面罩密不透风，呼吸困难，李波转身交待一个小护士监测病人尿量，刚抬脚转身，双脚突然发飘，眼前一黑，差一点倒了下去。几个医生连忙将他扶出病房。

  这一夜，值班护士赵健华和刘桂苹用针管一管一管抽，一管一管准确地记录了病人的排尿量，报告给了安娜。安娜走进病房对病人进行全方位检查后，晓得他从鬼门关逃回来了，很高兴。病人不能说话，看着围在他病床前的医生、护士，在一张纸上写下：我要酿桂花酒给你们喝。

  “病人就像自己养的一盆花，每天浇水，看着他们好起来就像看着花一天天长大、开花，特开心，所有的累都忘了。“安娜说。

  瑶池酒店一楼，熊峰带着杜春华、焦元潇、汤秋芳还站在大厅里，等待凌晨下班的医生、护士和刚冲出去的“敢死队”队员归来，他们已为这些将疲惫不堪的逆行者准备好了夜宵，等他们回来喝一口热汤去休息，为明日再赴战场养精蓄锐。

  生活保障组的组长，咸宁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阎英姿，作为咸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还要负责海内外捐赠物资的接收、分发。她很忙，把为云南医疗队提供生活保障，包括安保、交通、食品安全等事务都交给熊峰。熊峰和杜春华、焦元潇、汤秋芳等保障组成员从医疗队进驻的第一天起，便住在了这里，未曾回家，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所需服务。

  云南医疗队前方指挥部设在七楼大会议室，这里灯火通宵不灭，始终有工作人员在忙碌。这间大会议室用会议桌分成了四个区。靠近医疗队队旗的是会议区，现在许勇刚正在召开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会，总结今天的工作，讨论明天的工作安排。参加会议的有临时党委副书记何梦煌、党委委员曾仲、王见昆、候建红、闵向东、邓毅书和刘培万。闵向东是云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带领一支防疫队在咸宁市疾控中心助战。

  进门左手是医疗队神经中枢——综合协调组，各种指令、汇报材料、上传下达等都在这一个地区运行。车学继、匡德志、李育操、李瑞八、杨志凌、普世传等工作人员正在各自的电脑上打文件、查资料。只听得见键盘忙碌的敲击声，没有人顾得上说话。

  进门右手是新闻区。来自云南的新闻工作者，与咸宁当地媒体深层次地融合，把咸宁的前方报道发往国内各大媒体。《春城晚报》记者李荣和《云南日报》摄影记者杨峥在写稿、选稿、发稿，把他们当天采访和拍摄的新闻第一时间传回云南；云南广播电台记者邱月婷、姚立伟在制作节目传回云南台播出。李荣每天要采写4篇左右稿件，供《春城晚报》2个版面和《云南日报》采用，杨峥每天要拍上百张照片，从中选出最精彩的发往云南的媒体。

  天亮了，要接早班的医生、护士们轻轻起了床，轻轻关上门，轻手轻脚下到二楼餐厅用早餐，他们怕惊醒了刚刚下夜班回来睡下的战友。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也陆续起了床，从落地湖北，他们就没有了上下班的概念，除了抓紧时间吃饭，抓紧时间睡个囫囵觉，其余时间都在连轴转地工作、工作、工作！大到疫情防控报告，小到在鄂1156名队员的吃喝拉撒，都在他们的负责范围内。

  我昨夜已经得知许勇刚今天要带专家到各县市巡诊，便赶早起床，想抓住他吃早餐的时间与他聊几句。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我向熊峰请示随咸宁市新冠疫情指挥部疾控组工作车，准备跟在他后面到各县市区定点医院和疾控中心去采访。

  在饭桌上，许勇用手指比划出数字“25”。他说：“这次我们来了25个医学博士！我们的专家还有一伙博士生导师！”他又收拢手指，握紧拳头说：“我手上有一个豪华专家组。”言下之意，不怕打不赢这场阻击战。

  他所说的豪华专家组的组长便是“云岭名医”曾仲。这个身材魁梧、文质彬彬的汉子是与湖北一湖之隔的湖南常德人。他带着一代表着云南高尖端医疗水平的医疗专家，与杜光带领的湖北医疗专家，组成了联合专家组。这个专家组是云南援鄂前方指挥部和咸宁市防控疫情指挥部的手中重器。

  云南前方指挥部将在咸宁的重症专家分成了两个组，第一组由张玮、方利洲、陈松婷负责指导赤壁市、嘉鱼县重症病人救治；第二组由李波、陈国兵、袁兵负责指导通城、通山、崇阳三县重症病人救治。咸安区在市区，专家组可以每时每刻到达医疗现场。他们不定期在各个县市之间奔波。

  云南省委、省政府根据咸宁急需的物资，拿出了防疫资金三千万元，优先保证咸宁需要。一天之内全省集中了一千多万元物资，随医疗队飞往湖北。“我们在浙江某生产厂商订的4台转送重症患者的负压救护车，其中两台在开往云南的路上掉头开往湖北，昨天到了咸宁，捐赠给了咸宁市中心医院”。许勇说。

  郑波和杜光一直很忙，我约了他们几次，希望对他们进行采访，以全面掌握咸宁市疫情和市中心医院在这场大战中所付出的努力，却因为他们太忙一拖再拖。那天我坐在杜光办公室等，终于等到一次和他坐下来对话的机会。

  咸宁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是这次战疫的主阵地。院长杜光是武汉同济医院派来任职的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郑波是妇产科专家。在云南援鄂医疗队到来之前，整个咸宁市的患者救治压力都在他们身上。在武汉慢慢的出现疫情时，他们便将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朱俊、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徐旭燕等“抓在手上”，一起重视咸宁的疫情。

  在疫情大爆发前，湖北医学界已经在关注这种不明真相的病毒。同济、协和的专家们经常在金银潭医院对其进行剖析。

  2019年12月19日，咸宁这座与武汉近在咫尺的城市，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病人。这位病人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做海鲜生意，因为发烧到咸宁市中心医院门诊看病，医生按流感给他诊治。但是这个病人出现了高烧，第二日门诊医生按不明原因肺病将他收到呼吸科住院治疗。因为呼吸科当时没有病床，把他收到了血液内科。入院后，患者出现了持续高烧。医生按常规治疗没有效果，找不到病源。又按重症肺炎把他转到呼吸科治疗，给他拍了CT后，医生们惊讶地发现，这个病例与平常肺炎病情不一样，肺里很干净，病人也不咳，但肺片出现白色棉花状影像。杜光、郑波迅速组织朱俊、徐旭燕等专家会诊，大家都一脸茫然，不敢乱动。对病人治疗观察五天后，咸宁的专家们看见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决定将他转入武汉协和医院治疗。但是他们没一送了之，而是密切跟踪，向武汉专家求教。他们从武汉同仁方面获悉，这位病人很快被转入了协和医院ICU，不久又转入了专治肺病的金银潭医院。

  朱俊前年参加过禽流感救治，她凭职业敏感，越来越感觉到这病不对头。她立即向杜光院长和郑波书记建议迅速培训医护人员，以应对这种不可能是个例的肺炎病症，以防传染病流行。好在呼吸科和血液科的医生护士们有上班戴口罩的习惯。这位被送去武汉的患者后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而接触过他的医护人员都没有被他感染。

  传染病流行需要三个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易感人群。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出现了，就会形成传染链。为避免切断传染源，

  朱俊是咸宁市医学会感染病分会主任委员，在与武汉同仁密切沟通中，她预感这种传染病在春节期间可能会在武汉大爆发。如果不切断传染源，也会传到咸宁。经过、慎重思考后，她朱俊向院领导建议春节前搞演练，对每个科室的医护人员进行战前动员。

  2020年1月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做全面部署。

  1月21日咸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市委书记孟祥伟，市长王远鹤担任指挥长，统一指挥全市抗疫。杜光任医疗专家组组长，咸宁市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打响。

  对孟祥伟这个刚刚跨省从河北秦皇岛调到湖北咸宁任职的市委书记来说，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考，他开启了日不睡、夜不眠的工作模式。

  杜光和郑波迅速向指挥部报告了疫情，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格外的重视。指挥部明确指示，只要有一点问题的都收治，该收的都收，隔离病人，阻断传染源。正因为这一果断决定，使咸宁这座与武汉近在咫尺的城市，没再次出现疫情大面积蔓延。

  这一天，到咸宁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发热门诊来的人慢慢地多，排起了长队。医院决定在门诊大门外搭棚接诊。与此同时，医院对从各科室抽调到感染性疾病科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和护士，紧急进行培训。安排感染科和呼吸科的两层楼医生上双班。

  作为感染科主任的朱俊，深知这种来势汹汹的疫情危害程度有多大，她要防止同事因为工作聚集，更要防医院几十号保洁员到处乱窜。她对还不清楚疫情危害的同事和保洁员发火了，吼着说：“你进了这个门，要么走出去，要么拖出去”。

  面对不断涌来的病人，有的医生、护士吓哭了。医院紧急调配防护物资，对他们加强了防护，逐渐稳住了大家的恐慌情绪。她向院领导建议，在过年前把防护物资和设备都准备好，以应对越来越凶险的疫情。院领导采纳了她的建议。

  这个时候，医院的保安和保洁员也害怕了，开始纷纷辞职，逃离这座仿佛有可能爆炸的火药库。

  大年初一一大早，杜光和市卫健委领导一起带着徐旭燕等专家到各市县区去跑，一边对他们已收治的病人进行会诊，指导病区设置，一边摸底准备建立市级定点医院。回来后，杜光向指挥部建议，将这所市区最大的医院设为定点医院，集中收治市区病人。这一建议被采纳。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定点医院，迅速准备床位收治新冠患者。第一人民医院收满后，又开辟市中心医院新竣工的三号楼为接收点。同时，咸宁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指挥部指挥长孟祥伟提议封城，阻止外地病人输入，开展大面积筛查，从各个隔离点“捞出”确诊患者。咸宁迅速封城、封村，筑起了一道道防火墙。

  对身处一线，直接与患者接触的徐旭燕、朱俊以及几位呼吸、感控专家来说，会诊压力非常大。医院无论何时收进病人，他们半夜三更也要起床看。对每一个入院病人都不能错判，错判一个就要害一批人，增大全市防疫防控难度。无论何时，他们的电话或微信一响，便立即打开微信看全市各个医院传来的片子，提出指导诊治意见。正因为他们从不懈怠，避免了新冠肺炎患者流入普通病区进一步蔓延。

  杜光边说边打哈欠，声音越来越小了，有一句没一句地与我搭话，不一会，他的眼皮合上了，轻轻打起了鼾。我晓得他累了，起身轻手轻脚出了门。出门后，我又打电话联系上了王见昆，他说他在云南医疗队前方指挥部，叫我过去。

  同样是大年初一，距湖北千里之外的云南接到了迅速组建援鄂医疗队的通知。同样面临疫情的云南省委、省政府迅速与湖北方面取得了联系，边了解湖北疫情，边准备防护物资，迅速召开会议研究援鄂，落实队伍，落实物资。大年初二（1月26日），从昆明六大医院抽调的138名医护人员，组建了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成立医疗队党总支，任命云南省卫健委曾担任过应急办副主任，担任领队执行汶川、玉树、尼泊尔地震和缅甸公共卫生任务，有着应急经验的行政审批处处长王见昆为党总支书记、医疗队领队；已经57岁的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邓毅书为党总支副书记、医疗队副领队。

  这支组建不到24小时的医疗队，1月27日从昆明出发了。飞机上，省卫健委派驻医疗队联络员李育操对大家说任务区在咸宁。对咸宁这座城市，大家知之甚少。接着，他向队友们介绍了送他们援鄂的咸宁籍机长刘艺。机长饱含深情地感谢云南人民对湖北人民的深情厚谊，说我负责将大家平安地送到湖北，等你们凯旋归来时，我再来把大家平安地接回来。他的这句话，让援鄂勇士们人未到咸宁，先感受到了这座陌生城市的温暖。

  当天下午他们抵达空空荡荡的武汉天河机场，当晚赶到咸宁并且完成分组。第二日便奔向各县市区的各大医院，与当地医护人员混编、整合，一起上了战场。王见昆和邓毅书同时参加了咸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每天晚上的例会。

  此时，咸宁的重症病人还不多。王见昆和邓毅书向咸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建议，将云南专家组整合进咸宁市专家组，提出早诊、早治，避免普通病人转成重症病人。

  杜光向指挥部建议，以云南医疗队为主，利用云南省级医疗力量，咸宁本地医生积极配合。

  市指挥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各县市区成立了联合专家组。由邓毅书、刘萍、王刚组成独立省级专家组，指导全市新冠病毒医疗救治。

  这种突发传染病，还没有对症的特效药。中医有几千年对抗瘟疫的历史。云南医疗队在组建时也挑选了两位中医专家援鄂。医疗队到达咸宁后，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与防控两手抓。

  此时，回到咸宁老家过年的国际中医药学会会长王维武，向家乡捐出了“肺毒清”药方。云南、咸宁两地中医专家组成中医专家组，介入治疗。

  云南医疗队党总支会议决定煮大锅药，让所有医疗队员服用与预防。他们在入住的维也纳酒店支起了大铁锅煮药。

  两地专家组很快建立了视频、微信联系，用来讨论每个病例的病情，一人一策，强化重症治疗方案。前方专家组与云南后方专家组开展视频会诊，利用后方更强大的专家力量参与患者救治。如果用药三天，患者体温降不下来，他们就马上调整治疗方案。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危重症患者晚交班会诊制度，每天晚上8点开始远程交班会诊，由各县市区管床医生谈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有时候他们一晚上要会诊300多人次。工作中，他们抓重症救治，降低死亡率；抓普通患者的重症筛选，提高救治成功率；抓感控，防止交叉感染。

  2月10日，国家迅速启动了“一省包一市”援鄂方案。云南省委、省政府再一次与咸宁市委、市政府取得联系，进一步探索了咸宁缺什么，便迅速组织物资补什么，并以精锐尽出的原则，确定了援鄂医疗队员名单，确定了专家结构。同时确定了医疗队领导机构，把这副重担压在了正担任云南省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组组长的许勇刚肩上。

  刚刚组建的云南对口支援咸宁前方指挥部和临时党委，定位援鄂医疗队在咸宁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工作。云南省委组织部任命许勇刚任临时党委书记、指挥长；何梦煌任党委副书记；曾仲、王见昆、侯建红、闵向东、邓毅书、刘培万为党委委员；曾仲、王见昆任副指挥长。

  出发前，前方指挥部成立了医疗救治组、疫情防控组、综合协调组、物资保障组，各组开始紧张有序工作。

  分6批援鄂的一千多人中，出发前就有441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上了火线后，看到一批老员主动冲在第一线，承担最危险任务，各县市区的党支部书记、队长都冲在一线，许多人被感动了，其中有398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月26日，第一批新党员在前方指挥部鲜艳的党旗下宣誓入党，其中有4名90后。3月9日，第二批35名新党员宣誓入党，其中14名90后。这是后线人组成的云南援鄂医疗队在昆明迅速组建并分组。

  2月12日，三架飞机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飞，360名队员组成的援鄂医疗队，扛着中国党旗和医疗队队旗，带着包括CT、便携式B超、DR数字化X光机等一大批医疗物资飞赴湖北，当天到达咸宁，下沉到各县市区，当天晚上到岗，专家组进入各病区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第二日全体队员上岗，投入工作。

  2月14日，咸宁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与云南对口支援前方指挥部深层次地融合，正式成立联合指挥机构，以云南医疗队为主，对全市疫情深度防控。

  对口支援咸宁医疗队到达咸宁之后，迅速成立了危重症患者救治专家组，组长由曾仲担任，副组长邓毅书，成员张玮、王刚、李波、方利州、罗壮、陈国兵、徐旭燕，负责全市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

  张玮成为咸宁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ICU主任。他的任务非常明确，主攻重症、危重症。

  当时的咸宁市中心医院只有一个ICU心脏专科监护病房。市中心医院迅速将新三号楼做改造，安装调试设备，作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监护病区交付使用，开始收治病人。昆明医科大附一、附三医院和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5名医生加入，重症、危重症病区开始与死神博弈，从鬼门关抢人。

  按照国家卫健委重症、危重症集中收治原则，全市重症、危重症患者由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ICU收治。这个病区由张玮担任主任，副主任由徐旭燕担任，护士长由云南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邓小丽担任，副护士长由咸宁市中心医院黄红霞担任，下设医疗组若干。病区采取三级值班制度，所有重症病区医护人员参与排班，由云南援鄂医疗队员与咸宁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联合搭班。

  他们开始每天会诊几十个病人，几天时间便集中诊断了324重症、危重症患者。能转入的重症、危重症患者确定后，张玮立即派几名得力干将乘救护车到各县市区把患者接来，全都集中到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ICU，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只用了5个小时。

  在集中到市中心医院ICU的24个危重症患者中，大多数年龄偏大，都合并患有一两种基础病，必须综合治疗。其中很多病人出现低氧血症，给他高流量供氧仍然不见起色，再不行就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给氧。但是，因没有正压头盔，张玮带着一群敢死队员只能冒着生命危险给病人气管插管。

  一些患者持续昏迷，短时间内难以清醒，伴有后脑颅神经麻痹，颅底骨折出血较多CSF漏明显；慢性呼吸道疾病，痰多不易咳出或有误吸；合并有严重胸部损伤，特别是多根多处骨折和反常呼吸；因呼吸道不畅不能维持正常血氧饱和度等症状，气管插管了10天后仍脱不掉有创呼吸机，就要考虑气管切开。气管切开术对“敢死队”来说危险更大。病人气管一旦切开，伴随着大量气溶胶喷涌而出，立即喷得他们满面罩、满身都是，含有大量新冠病毒的胶状物，将他们推向被感染的悬崖边缘。如果防护不够严密，就要一脚踏空。

  医生自然不愿看到躺在面前的患者走到这一步，更不愿战友们无论是谁上阵，被这个巨大的风险裹挟。但这要人命的病毒不如人所愿，ICU病房还是出现了第一例气管插管将近10天，仍然脱不掉有创呼吸机的患者。他已严重缺氧，多器官功能衰竭，生命垂危。重症专家组经过会诊后，决定对他进行气管切开。

  “我来做吧！”说这句话的是重症专家组成员，咸宁市中心医院ICU主任陈勇。他的想法很简单，面对高危风险的气道开放手术，不能让远道而来救咸宁人命的战友生命受到威胁。

  云南的几位“敢死队”队员深知这位咸宁战友的良苦用心。他们没多说话，与陈勇一起进了病房，围到患者床前，帮他一起给患者施行手术。

  很快，患者的气管切开了。不出他们所料，集积在患者肺部的大量气溶胶状物喷了出来，将陈勇的面罩喷得一片模糊，也把围在他身边的几位战友喷得满身都是。这些用命在搏的医生迅速给患者连接上了有创呼吸机管道。患者慢慢平静了下来。

  对医生们来说，给病人最正常的检查是用听诊器。但是，在严格防护下无法用听诊器，只能靠患者床边的超声技术设备来检测他的心脏、肺、大血管，给治疗提供更精确的数据。

  派出远征湖北的医疗队后，远在昆明，一直有一个专家团队在为前方服务。他们很快建立了“云南省—咸宁市—咸宁各县市区”三级远程会诊制度，不仅联合利用云南省顶级医疗力量，还用上了云南顶级的医疗设施。坐镇云南的专家组组长韦嘉是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副组长是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救医学部主任钱传云。后方专家组的重症医学专家多次会诊，向前方专家组提出了很多治疗意见，对治愈患者、降低死亡病例数量起了很好的作用。对重症、危重症患者来说，CT影像学很重要。新冠肺炎CT影像特征很明显。昆明医科大附一医院影像科主任韩丹，自从远程会诊开通以后，便守在影像设备旁边，只要咸宁有疑问的影像从云端传过去，她就会迅速给出结果传回。

  有了强大的专家队伍支撑，咸宁的重症、危重症患者治愈率很快攀升，死亡病例迅速下降。

  虽有强大外援，咸宁市中心医院自身的医疗队伍也毫不懈怠。任何时间只要专家组需要，信息科医生随时立即到岗，把有疑问的影像传到昆明。很多药物咸宁市中心医院没有库存，只要专家组提出需要，医学部姜主任和他的队友便想尽一切办法，用最短的时间调配到位。

  2月13日，云南省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力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问是云南的赵力医生吗？麻醉科的赵力医生？”来电话的是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产科主任郑珺。郑珺手上有个棘手的病例——一位确诊新冠肺炎的产妇。新冠肺炎导致她肺部大面积感染，病情变化可能会导致缺氧症状威胁母子健康，应立即行剖宫产手术。可是自疫情发生以来，咸宁还没有完成过确诊患者的手术，更何况还是孕妇的手术，除了要关注产妇，还有一个尚在母亲肚子里的婴儿需要仔细考虑。如何保护母子平安，如何防护好医护人员，如何为后面还也许会出现的其他手术制订出一个安全的流程，一件件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

  放下手机，赵力向着会议室出发，在那里，他见到了整个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精英。医务科、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手术室、感染科、感控办公室、呼吸科、云南援咸医疗队，足足9个不同科室的医生护士集中在了一起。对这种特殊的产妇，麻醉和手术的配合至关重要，时间需要精确到分钟。要保障孕妇和新生儿手术期间的生命安全，就要精准实施麻醉和镇痛，并根据其肺部病变适时调整治疗策略。时间从15点走到了20点，讨论依然没结束。不断有人提出方案，又被人指出不足，再有人想到弥补方案。毕竟是第一次制定这样的手术方案，大家都尤为谨慎。终于在20点30分，各科室达成共识，形成了书面意见。

  手术那天正好是西方习俗中的情人节。终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一个悦耳的女声传来：“恭喜啦，母子平安！”这一刻，所有在手术室外等候的家属、记者、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都欢呼起来，为产妇的平安欢呼，为新生的生命欢呼，也为呕心沥血的医生护士们欢呼。

  在这支远征军和咸宁市中心医院组成的“联合部队”中，风险最高，又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是护士团队，她们一个班在凌晨1点，下一个班在凌晨5点，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岗换装，基本上一个晚上睡不安稳。她们进重症、危重症病房，每个班四五个小时，多的时候一个班要进去12个护士。病房内，除医生要做的工作外，其余大量工作都是护士在做。病人两个小时要翻一次身，不翻身要长褥疮。这本来是陪护做的事，现在落到了护士身上。她们还负责观察病人床边的生命监视仪器。病人出现不正常的情况，要迅速报告给值班医生。

  重症专家组的罗壮得知要援鄂的消息，立即写了请战书。第一、第二批援鄂医疗组没有轮到他。看援鄂同事们在微信群中的讨论，他明白湖北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估计援鄂力量还要加强，就与爱人商量说，如果科室再派一个人出征，“我必须去”。他得到了爱人的支持。果然2月10日晚上他接到了医院要他准备出征湖北的通知。2月12日他与28位同事到医院集合，到长水机场与各路人马汇合，飞赴湖北。

  到了咸宁后，作为重症专家组的成员，他经常到各县市区巡诊，与第一批支援咸宁的队友一起，对入院病人进行筛查，将轻症患者留在当地医院观察治疗，防止病情加重；对重症、危重症患者进行规范、诊断治疗；对符合转诊条件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及时转诊到市中心医院。

  罗壮来湖北前，也担心过自己对新冠肺炎不了解，担心能不能胜任。到咸宁后，他发现各家医院里躺着800多位病人急需救治，便投入了忙碌的工作。通过“实战”，这群“敢死队”队员从对新冠肺炎不清楚、不了解，到逐渐摸到了它的特点，发现患者早期加重快，痰少，有可能会出现二型呼吸衰竭；容易合并血栓，引起的肺间质改变比较难恢复等等。

  眼看着病人的医治效果慢慢的变好，罗壮他们也慢慢变得有信心。更可喜的是，他们到咸宁的第12天，第一批病人出院了，这中间还包括他们从死神手上抢回来的两个危重症患者和一个重症患者。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曾海萍一到崇阳县医院，先检查重症监护病房、手术室、发热门诊和感染科病房，对不符合感控要求的立即提出整改。支援崇阳医疗队的队长董昭兴是云南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他组织把崇阳县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和手术室的墙都敲了个遍，重新隔断，以符合感控要求。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年青的感控医师杨芳进入嘉鱼县后给新建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感染病房的三区两通道设置提出了建设性的改进意见。曾在全国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青年学术演讲比赛获一等奖的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年轻的感控医师陈松婷对工作严苛到几乎不近情理，被大家戏称为“把门将军”“较真姐姐”，每天仔细检查穿好隔离服的医护人员，不合格不进隔离病房。

  在咸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云南省医疗队全面参与，深度融入咸宁市疫情防控工作，一系列组合拳迅速生效，捷报频传，经双方一同努力，1月31日首例治愈的新冠肺炎病例出院；2月18日，首例治愈的重症病例从嘉鱼县人民医院出院；2月19日，96岁咸宁市最高龄患者从通山县人民医院治愈出院，被央视晚间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新闻媒体报道；2月22日，首批治愈的3名重症、危重症病人从咸宁市中心医院出院；2月24日迎来了患者治愈出院高峰，当日出院59例。

  3月17日，咸宁市在湖北16个地市州中首批实现新冠肺炎在院治疗确诊和疑似病例双清零。

  翌日，我与一批轮休的医生、护士一起，去了医疗队驻地瑶池酒店一河之隔的潜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些摘下口罩的医疗队员突然让我眼睛一亮，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年轻人，有许多还是稚气未脱的90后、00后。这是一批有担当的年轻人！

  在通往山顶的山道上，他们三五成群，蹦蹦跳跳往山上走，不时拍照留念，欢声笑语在山林中回荡，仿佛一群喜鹊闹在枝头。

  宽阔的盘山公路两边，隐藏在树林下、竹篼下，装饰成石头模样的广播喇叭，正在播放书写咸宁这座香城的歌曲《江南桂花香》，“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的歌声在这些年轻的舞者脚下萦绕。也是那优美的旋律撬动了他们的思乡之情，这群来自阿诗玛故乡，沐于桂子馨香的年轻人，唱起电影《阿诗玛》主题曲《马铃儿响来鸟儿唱》：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与《江南桂花香》交织在一起，伴着这群来自云南各民族，却没穿美丽民族服装的年轻援鄂医疗队员。清晨的阳光透过树林间隙，斑斑驳驳映在他们身上，仿佛给他们披上了华丽的七彩服饰。

  那天，熊峰与我们同行。看他的表情，也被这群年轻人富于活力的歌声感染了，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国家有难时，需要无畏生死、不计得失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义无反顾，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和作为。这是中国的希望！这是中国的未来！

  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咸宁市累计治愈新冠肺炎病例821例，治愈率98.21%，位居湖北省第二位；病亡15例，病亡率1.79%，为湖北省第二低；重症患者治愈率85%。咸宁、云南两地联手，打赢了这场决胜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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